文 伍超明宏观团队
伍超明（财信研究院副院长，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然
正文
一、全球疫情形势：拐点未现
自3月11日世卫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全球疫情蔓延仍在延续。截止6月1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36万例，死亡病例超过37万例。
对于全球疫情拐点是否已经出现，4月27日世卫组织发出警告，大流行远未结束；5月13日，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swaminathan表示，若要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控制新冠疫情，可能需要4到5年时间，疫苗似乎是目前“最好的出路”。对于疫苗研发，截止5月11日，世卫组织已备案了110个正在研发的新冠肺炎疫苗，进入临床试验疫苗的共有8个。即使一切进展顺利，疫苗最快也要到9月份才可投入紧急使用，这意味着还需等待4个月的时间。
当前全球疫情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和反复：一是疫情面临第二波爆发的风险。大封锁使各国经济不堪重负，当前全球各国和地区陷入挽救生命和挽救经济的两难抉择中。迫于发展经济的需求，很多国家都在酝酿着有序复工复产，这会增加疫情蔓延的可能性。此外，以往疫情经验表明，由于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性，疫情经历一个高潮后消退，几个月后有可能卷土重来。
二是全球疫情“新震中”还在形成。目前处于疫情中心的欧美等国，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的比重仍处于上升阶段，而俄罗斯、巴西等国有“奋起直追”之势（见图1），有着13亿人口的印度和12亿多人口的非洲，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疫情中心，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二、全球经济增长：大封锁下的大衰退
大疫情，大封锁，大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之所以比金融危机还要大，原因在于两者影响机制不同：疫情防控使经济活动进入“暂停性休克”状态，正像高速公路上车速由120公里/小时降至0，对经济影响是全方位的，生产和需求同时被“急冻”；而金融危机时期供给没有问题，只是需求出现急速下降，正像高速公路上车速由120公里/小时降至60公里/小时，经济活动不会出现休克，仅是减缓而已。疫情公共卫生危机是一场有别于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危机的新型危机，一是它不仅损害经济增长，如果疫情迟迟没有得到控制或时间过长，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将使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危机成为可能；二是它还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已致使全球数十万人蒙难。
（一）2020年衰退不可避免
近90%的世界经济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根据5月14日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形势与展望年中报告》，截至4月中旬，全球gdp中近90%的部分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如封锁时间在一个月之内的达到38.4%，两个月之内的有33.2%，两个月以上的占17.7%（见图2）；多达100个国家或地区关闭了边境线，这是有记录以来对人员和商品流动最严格的限制。
大封锁下的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急剧收缩。全球大封锁和政府强制关闭国家或地区边界线，使经济活动全面瘫痪，对经济的破坏性极大，这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首先，冲击巨大。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和相关防控措施造成的产出损失，让全球金融危机也相形见绌，1-4月份中美欧等经济体数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4月份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景气表现，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还要差（见图3）；4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环比下降11.2%，创该指数101年历史上的最大环比跌幅；当月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16.4%，降幅也创历史之最。其次，如同在战争或政治危机中，疫情冲击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一直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在当前情况下，经济政策所起的作用显著不同。在一般的危机中，政策制定者力图尽快通过刺激总需求而鼓励经济活动，但应对这次危机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往往与刺激经济活动相悖。
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不可避免。根据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3%，2021年增长5.8%。5月份联合国报告认为，在中性情境下，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2%，2021年增长4.1%；在悲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经济产出将大幅下降4.9%，2021年将小幅增长0.5%；在乐观情境下，2020年下半年重振总需求，使全球产出在2020年仅收缩1.4%，并在2021年实现6.1%的强劲反弹（见图4）。
年初以来，各国际权威机构均在不断下调全球gdp增速的预测值，且自3月份开始转为负值，从侧面反映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在加深（见图5）。
（二）2021年复苏不宜高估
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望由负转正，一是2020年gdp萎缩严重，基数很低，2021年经济活动只要稍微好于2020年，gdp增速就能实现正增长；二是大封锁有望得到有限解除，已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对需求和供给形成有效刺激；三是新冠肺炎疫苗有可能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因此，各权威机构在不断上调2021年全球gdp增速，如imf从1月的3.4%提高至4月的5.8%，联合国从1月的2.7%上调至5月的4.2%，上调幅度在1.4-1.5个百分点（见图5）。
但是，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仍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如5月13日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swaminathan表示，可能需要4到5年时间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控制新冠疫情。“只要病毒还在其他地方传播，就没有哪个国家能免受疫情影响（包括在第一波疫情消退之后病毒卷土重来）”（见4月份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因此，除非疫苗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否则“地球村”中的经济活动仍要受到限制和约束，很难恢复到以往的常态，产出损失不可避免。联合国预计2020年和2021年的累计产出损失将达到近8.5万亿美元，将抹去过去4年的几乎所有产出增长（见图6）。
二是疫情对经济体“基本盘”和就业的破坏性冲击，将影响2021年经济增长。首先是全球制造业企业“基本盘”的数量减少。大封锁已显著抑制了世界主要贸易中心如中国、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出，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34%左右，不少制造业企业因供需冲击而破产倒闭。二是服务业及就业损失惨重，恢复原态需要时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20）和世界贸易和旅游理事会（2019）资料，全球约38%的劳动力受雇于制造业、酒店业、旅游业、贸易和运输及其它服务行业，其中仅全球旅游业就有约3.3亿从业人员，这些行业当前正面临需求崩溃、收入大幅下降和可能破产的局面。国际劳工组织预计，仅在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有超过6.7%的工作时间（相当于1.95亿全职工人）流失，这比2008-2009年危机期间的失业情况更严重。
因此，2021年经济增长预计好于今年，但完全恢复到过去增长轨道上的可能性不高，不宜有过高估计。
（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与金融的双重冲击
在全球疫情蔓延中，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同样受到巨大的意外冲击，尤其是那些已经背负高额外债、依赖大宗商品和旅游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巨额财政赤字和高水平公共债务使其财政脆弱性明显提升，被快速推向经济危机边缘的风险快速上升。
实体经济的这些风险已在金融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如巴西、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等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了逾2.0个百分点，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和南非兰特兑美元汇率，在1月至3月期间贬值了约30%，导致这些国家融资条件收紧、借贷成本大幅上升，尽管全球流动性前所未有的充裕。
展望未来，预计短期内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金融冲击不会减小，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债务偿付能力减弱，但融资需求大增。在债务偿付能力方面，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减弱。如2016-2019年发展中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远低于2005-2008年6.8%的增长率；其中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2016-2019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2005-2008年为5.7%。但在应对疫情防控下，外部融资需求方面要大得多，因为2019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政府债务在gdp中的比重，都要高于2008年（见图7），疫情防控导致财政支出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外部筹资需求将大幅提高。
三、中国经济增长：外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一）外需堪忧：疫情重灾区与主要贸易伙伴高度重合
受疫情防控影响，全球贸易受到需求减少、产能下降、供应链中断的三重冲击，4月份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2.9-31.9%。作为全球加工贸易中心，我国无法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与疫情重灾区高度重合，使外需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截至5月15日，全球约80%的确诊病例集中在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其中欧盟和美国既是2019年中国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当前疫情的两大重灾区，其每万人确诊病例数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见图8）。其他重要贸易伙伴如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疫情自4月份以来也愈演愈烈，也为我国未来短期内的外贸埋下了隐患。
前4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进出口逆势增长，是我国外贸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支撑。但这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疫情防控能力不足，经济稳定性低，如果全球疫情“新震中”向其转移，也将成为我国外贸的不稳定因素。
（二）逆全球化加速：根源性动因进一步强化
逆全球化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工作机会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兴起。当前逆全球化的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来自欧洲的力量，另一股是来自美国的力量，但这两股逆全球化力量的性质有异。
欧洲逆全球化主要源于反欧盟和排斥外国移民。欧盟东扩后，在经济增长压力下，内部高福利国家与较落后国家之间矛盾显现，再加上中东和北非战乱导致大量难民进入欧洲，原有居民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并引发不同种族、宗教信仰之间的文化冲突加剧，排外浪潮、极右翼势力和恐怖主义兴起，但欧盟并不主张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战。而美国的逆全球化，主要缘起于新世纪后几次大事件的冲击，如“9.11”事件后国家安全观意识下的排外心理加剧，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强化干预经济和加快制造业回流防止制造业空心化的决心加大，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下暴露出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由此导致美国采取提高关税搞重商主义、单边主义和打贸易战的措施，试图解决国内的就业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可能导致逆全球化的根源进一步强化。根据imf和世界银行预计，经济规模的恢复大概率需要2-3年的时间。期间将导致失业率攀升，工作机会减少。发展中国家因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发达经济体因过剩流动性追逐现有金融资产而出现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造就更大的贫富鸿沟，为逆全球化提供了更多的土壤。此外，此次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等国的非合作行为，以及至少54个国家对医疗用品实施出口限制的行为，也为全球化蒙上了阴影，可能使更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只会带来公共卫生灾难，不能为意外冲击提供缓冲，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退出全球化。
（三）全球经济新秩序重构：脱钩风险增加
近些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发动贸易摩擦，看似反对全球化，但实质上美国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秩序。美国政府寄希望于重塑全球经济新秩序，打破现有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格局，分裂美国政府眼中既得利益国家，进而重建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的全球化。因此，美国面临的并非短期经济问题，而是长期经济战略的调整，这种调整正是基于对产业链的争夺，实现制造业最终回流美国，完成美国再工业化进程，重塑美国制造业辉煌。此次疫情美国再次借机鼓励海外制造业企业回流国内，试图摆脱对海外尤其是中国制造业的高度依赖，在经济上做好中美脱钩准备。
在金融领域，中美货币脱钩的隐忧也逐渐出现。疫情爆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对美元需求增加，全球出现“美元荒”。为增加全球美元供给，3月15日美联储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采取协调行动，利用现有货币互换额度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3月19日美联储又与另外9家中央银行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但在这次全球美元供给体系中，没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一度持有美国国债最多国家——中国的参与，显然不利于全球美元荒的解决，背后反映出美元与人民币脱钩的隐忧。
来源：金融界网站 


---